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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猪祸黄浦江
日期:2013/3/25 9:39:55 人气:2758

万头死猪浮出黄浦江水面,沉在底下的,是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协调乏力。这都已是中国河流的旧病沉疴。
    一开始是几十头,然后是几百头,当10164头来自各地的死猪,从黄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陆续捞出时,上海松江区泖港镇居民颇感无奈。
    这个偏处上海西南的小镇,靠近松江自来水厂在斜塘港的取水口,正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我们已经再不敢用江里的水了。”当地村民说。为了保障沿河居民的用水,当地镇政府不得不专门为村民运来了一星期的储备用水。
    死猪事件业已引发媒体的关注。死猪的大部分正被质疑来自上游的浙江嘉兴市。
    问题才刚浮出水面。乱象背后,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协调乏力,都已是旧病沉疴。
猪乡前传
    “死猪最后都去了上海,区别是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嘉兴一名养猪户指着死猪肚皮,告诉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
    直到最近两年,河道里的死猪才渐渐增多。“过去死猪有人收,没人会丢到河里。”嘉兴的多位养猪户不约而同地提起一起轰动嘉兴的收购死猪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这桩案件,在嘉兴家喻户晓。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领头的3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是个典型的猪乡故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等三人合伙开了一家非法屠宰场,开始了死猪收购生意。“他们收的价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养猪户说,病死的小猪一般不到50斤,大的也不过百来斤。
    但这并不妨碍董国权们的生意。嘉兴中院的判决书认定,在短短两年多时间,董国权等人收购、屠宰的死猪竟达到7.7万余头,销售金额达865万余元。这些死猪,大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
    “这批人被抓了以后,村里就再没人敢公开收死猪了。”在以供港猪闻名的新丰镇竹林村,57岁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是,扔在河里的死猪多了。在上海松江区,松江的环保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次事发,他们从松江事发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兴平湖水泥厂上游,一路行来,途经航道几乎处处可见死猪的踪影。
    在平湖的曹桥街道,一艘打捞船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使在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周后的3月17日,他们一艘小船一天还能打捞二十多头。
    “这两年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集中捞猪。”在嘉兴新丰镇竹林村,一位负责打捞的村民说。原本在河道中捕鱼的渔民纷纷转行,干起“捞猪”工作。
    这跟庞大的死猪数量有关。2011年浙江省环保系统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嘉兴市生猪饲养量已达770多万头,若按一般2%-4%的死亡率估算,全年需处理的病死猪数量达15万-30万头。“如随意扔放,不仅会带来大量细菌和病毒污染,还会造成2万-3万吨化学需氧量的排放。”
    但死猪规范的无害化处理却迟迟未能建立。包括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曹桥街道副主任袁利强、元通街道副主任董跃忠在内的多位官员承认,直到2011年,嘉兴市才开始大规模启动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的建设。
    但这显然远远不够。以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为例,陈云华介绍,到目前为止,村里拥有的处理池不过7个,第8个正在建造。
    根据多人介绍,一个处理池一般能处理三千到五千头死猪。而根据嘉兴日报此前的报道,在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就已达到1.84万余头。其处理能力无疑捉襟见肘。“处理不掉的猪,就只能田间地头河道,随便扔。”村民们说。
    “病死猪乱扔的现象在我市五县(市)两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嘉兴市的一份报告承认。
    以嘉兴最新统计的730万头生猪、3%的正常死亡率计算,即使不出现疫情,要正常处理的死猪,无疑也是个庞大数字。而顺着水路纵横、河浜交错的江南河网而下,这些来历不明的死猪,也成为黄浦江饮用水源的祸患。
挡不住的跨界污染
    “死猪的问题以往还不严重。养殖污染更令人头痛。”平湖市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冰说。位于上海上游的平湖市与上海金山区接壤,威胁河网水质的正是来自上游南湖、海盐等地的养猪业污染。
    “嘉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畜禽养殖的治理。”此前,浙江省环保厅副巡视员许履中在考察嘉兴时说。猪粪、沼液加上到处乱扔的死猪尸体,清丽秀美的江南水乡,现在正散发着阵阵猪臭。
    “13万多户农民养了700多万头猪,一头猪每天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举例说。
    “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控量,希望我们转行转产。”陈云华说。为了减少产量,2011年嘉兴市出台了规定,竹林全村已被划入禁、限养区。“计划到2015年,全市生猪存栏总量从750万头控制在200万头左右。”而禁养的范围,则“包括省级河道两侧各200米范围、区级河道两侧各100米范围”。
    这正是针对日渐恶化的水质。嘉兴市环保系统知情人说,即使采取措施,但2012年浙江省环保厅对全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进行评价时,点名批评六地,嘉兴市和嘉兴市区就占据了两席——二者的水质均是劣五类。
    这是黄浦江来自上游地区的污染威胁。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来自黄浦江上游的农药化肥等污染源,一直威胁下游水质安全。
    夏天,在黄浦江打捞水葫芦早已成了人们熟悉的一景。上海市甚至一度建立了水葫芦打捞办。
    作为依赖过境水源生存的城市,为了保护水源地,上海市政府可谓绞尽脑汁。“为了保护黄浦江,上海市很早就制定了《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在国内可算第一家。”陈振楼说。
    2010年《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上海确定了青草沙、黄浦江上游、陈行、崇明东风西沙等4个长期保留的水源地。同时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但对于上海市外的上游污染,上海市却一直缺乏有效的办法。按照《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上海应该建立与太湖流域、长江流域有关省市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协调合作机制。“跨界的水源地保护,需要水源地周边省市联动监管,建立联防联控的机制。光靠上海一个地方推动,喊破喉咙也没用。”陈振楼说。
    王玉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曾和上海金山区建立了一个联动机制,约定每半年开一次联席会议,有需要再临时联动。但在此次死猪事件中,这一机制有无发挥作用,王玉冰则拒绝明确回答:“我们一直在保持沟通。”
    “虽然大家都有共同意愿,有一定作用,但只是软约束力。如果想让机制更好发挥作用,需要更实一些,联系得更密切一些。”他补充说。
河道管理,政出多门
    “嘉兴的河网实在太复杂了,很难做到完全监控。”平湖市水利局副局长任伟良说,仅以平湖为例,在其境内,就有3458条河道,总长度超过2256公里。
    事实上,平湖的河道整治早已启动。从2007年开始,平湖在6年时间分两次启动了水环境综合保持整治计划。“我们设立了河道保洁所,到2009年,就已实现除航道外的全面覆盖。”
    但“小而散”的养殖方式增大了管理难度。平湖市曹桥街道副主任袁利强抱怨说,在他治下的村庄,实行的大多是房前屋后的养殖方式,点多而分散。“有时真的难以完全管控到位”。
    不过七级(指可通行50吨重船只)以上的航道,由于属港航部门管理,并不在日常保洁的覆盖范围内。“不过我们现在正准备调整,航道保洁,以后将交由交通局负责。”任伟良说。
    河道管理政出多门的现状也正在反思之中。任伟良说,在过去,河道管理的部门有港航、城管、水利、环保等部门,“水上的管理人员,有时眼睁睁看着陆上的抛掷物,也无可奈何。”平湖市正酝酿将条线的管理改为统一的分片负责制。同时为了解决跨界协调问题,嘉兴市水利局在新丰、凤桥、曹桥三个分属不同县区的街道,建立了河道协调机制,界河分段,确保河道全覆盖。
    但这种努力无法形成与上海的互动。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说,按照现在的监管模式,上下游间容易出现盲区。上海市对上游水域无力监管,“既没有执法依据,也没有处罚标准”。
    “很多跨流域的污染现在一出现,首先就是推诿。”郑正说,最后就往往变成一笔糊涂账。“建立分级的倒推溯源机制就能解决此问题。”郑正接着说,在河流界面全天候的实时监控下,“只要发现上游过来,就是上游地方政府的责任。至于是哪一个机构,哪一个系统,你自己查去。”
    “这样的机制不应再像10年前嘉兴、苏州两地的纠纷一样,要闹到械斗边缘、惊动中央才建立。”陈振楼说,事实上,像太湖流域管理局之类的机构,本可承担协调的功能,但遗憾的是,“它现在更多是在发挥水资源调配的作用,对于水污染治理,目前并未有太多涉及。”
    而此时,作为传统的水源地——黄浦江上游的水质早已严重恶化。“早在2004年,黄浦江上游其他支流水质就已经是V类或劣于V类。”一位参加过2004年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现场会的官员回忆说。
    身处水源要位的泖港镇,看起来是如此脆弱。2013年1月10日,就在死猪事件发生的两月前,一艘散装化学品船违规作业导致部分化学品泄入河道,迫使附近的水厂不得不紧急选择停水。
    为了转移风险,上海市不得不将眼光投向黄浦江以外。“从黄浦江上游的水源地,到长江口建青草沙等水库,上海正是为了转移越来越缺乏保障的饮用水风险。”陈振楼说,但长江口同样不安全,开放式的长江口水源地,其水质变化依然面临多重威胁。
    也正因此,上海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海水淡化等手段。而最新的动向则是向位于浙江的千岛湖借水,“每年借取超过20亿立方米的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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