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5/7/1 15:47:10 人气：2485 |
阿立的公司在北京的CBD，那是一栋定位高端的写字楼，每次别人问起他们公司在哪里，他的回答总能引起一阵艳羡。对于上班族来说，办公地点总是公司财力与优厚待遇的隐性表达。
这是以前，自从6月1号禁烟令施行，每层楼的公共吸烟室关闭，他感觉自己才重新认识了这栋体量巨大且结构复杂的写字楼。阿立是老烟民，一天一包，你可以看到他动作举止里细微的痕迹，比如开会时总是捏着一支笔，从左手换到右手，碰碰嘴唇，又从右手转到左手。开会结束，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到吸烟室，借个火点支烟，聊聊家常，谈谈无足轻重的明星八卦，深吸一口轻轻吐掉，感觉大半个上午在会议室睡着了半边儿灵魂都醒了。
可是现在，楼里的公共吸烟室关闭了，要吸烟得到楼下，是的，就是香港电影里《志明与春娇》那样的，故事的开始就是他们在街角的垃圾桶边上围成一圈“煲烟”。在写字楼上班的都知道，等电梯绝对是最让人烦躁的事儿，尤其是这会儿你还烟瘾缠身——楼里有8部电梯，看着不少，可是4部为26楼以下的人服务，另外4部只停26楼以上，还有一部是货梯。等待太漫长了，几乎每层电梯都要停一次。身上感觉有无数个小爪子撕扯着，不痛不痒地不舒服，终于冲上电梯，摇摇晃晃停停顿顿到了楼下，内心几乎是咆哮的。
禁令改变的生活
同事们都劝阿立戒烟，为了抽根烟还要跋山涉水的，何必呢？
这是运动式禁烟运动的特点之一，没有过程的禁令一发布，留给烟民们的空间骤然缩小，从平日信手拈来到如今得到不易，是要继续苟且偷生，还是就如了政策制定者的意，彻底与这种生活方式道别？
事实上，如果不把之前那些形同虚设的禁烟令算上，这条史上最严厉的禁令出台时间算不得早，在欧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是南美，大多数烟民早已经历过这一轮哈姆雷特式纠结的百转千回。
香港早在1982年就颁布了控烟法例，禁烟区包括剧院、公共交通和机场，之后渐渐扩大到全部室内及大部分室外空间。另一个先行者是不丹，这个号称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总是让人很意外，他们在2004年底宣布了全国禁烟令，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烟令，意味着民众不准在公共场所抽烟，也不准在任何户外地点抽烟，而相应的，本地商店不准卖任何烟草产品；英国的《健康法》在2007年生效，这个看起来温和的行政法令禁止烟民在任何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建筑物内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而他们的长途列车也完全禁烟，不允许设立任何吸烟区；意大利人对2005年1月起实施的反吸烟法律同样严格遵守，以至于烟瘾极大的法国作家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到了意大利，只能在酒店房间内会见记者；至于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他们就兴起了全国性的反对吸入二手烟运动，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自动售烟机消失以及烟草税的大幅提高。
问题是，这些严苛的禁令真的会让吸烟文化萎靡，从而使烟民慢慢“消灭”吗？
章回的职业是大学讲师，私底下在网络上，他是极力反对这次禁烟令的积极分子。除去长篇大论的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争论，他也提供了一些国外的先例和数据。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烟草还是合法制品，禁烟令当然会让烟草公司销售锐减，不过，英国主要烟草公司说，根据以往的经验，禁烟令只会暂时减少销量，随后销量会恢复到禁烟令之前的水平。
他们引用了烟草业分析人士安德鲁·达尔科（Andrew Darke）的说法，“禁烟后你马上会看到销售减少5%至6%，但不久这一势头就会消失，销量接着会恢复到每年2%至3%的正常萎缩水平。”爱尔兰烟草控制局的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分析，在2004年3月实施禁烟令后，爱尔兰烟民减少至24%，但到2005年12月，又恢复到26%左右的水平。这个数据意味着，禁烟令后，一些烟民会觉得抽烟麻烦极了，因为要跑到规定的地方或是空旷的场所抽烟，但适应一段时间后，就会觉得这也没什么，因此又开始恢复之前的频率。
在一片欢呼雀跃中，这真是让人沮丧的一个证例。抛去政令的合理性与可施行性不谈，你会发现，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禁令往往难以执行。政府部门出台限制性的政策，固然有环保、健康等良好动机，但是，如果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常常就会碰上“软钉子”。“相对于这些禁令，习俗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或许更大。吸烟的人大部分是有烟瘾的，上瘾的东西一下子断了可能造成反弹，某种程度上，吸烟又是社会社交文化上的一部分，人们按照某种方式生活了很多年，要是一下改变，很难。况且，习俗并不只是影响普通的民众，也同样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章回说。
新加坡的成功范式
关于禁令如何左右社会文明和生活方式这个话题，没有人比新加坡人更有讨论的权利了。Dam站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早餐店门前，给游客们讲新加坡唐人街牛车水的历史，当时没有自来水，牛车运水情景在唐人街非常普遍，便称唐人街为牛车水，他在旅行社工作8年了，经常能碰到中国来的游客。“当年下南洋讨生活的，大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工，印度人和马来人也是穷人的后代，这片东南亚的‘新大陆’是他们的新希望。”Dam说，既然是底层的劳工，文化水平自然不会高，生活习惯也不讲究。原本住在棚房区的居民，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是到放在屋外厕所的木桶去解决。即使搬进装置了现代卫生设备的组屋，他们的习惯却没有改变。有的华人在新屋厨房里养鸡鸭，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马来人也差不多，他们喜欢住得越靠近地面越好，在高楼周围的公共绿化带里种满蔬菜。印度人则在大街上放牛，就像在他们故乡时一样，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海滨公园里吃草。
你能想象这样的新加坡吗？它们触发了一系列运动式禁令的开展，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加坡，禁止随地扔垃圾，禁止随地吐痰，禁止在公共交通上进食，禁止口香糖，禁止在电梯小便，并安装了电梯尿液侦查器，震慑潜在违规者，上厕所后不冲水也会受到惩罚。“从60年代开始，政府就开始了禁止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80年代，还有许多出租车司机向窗外吐痰，还有一些人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也照吐不误。”Dam说他们也经历了漫长的一个时期，可是运动还是成功了，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遵守禁令已经是生活之一，而禁令中的行为看起来像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有的时候禁令与社会文明是正向的相互作用，禁令的的确确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而文明素养的生成也会反过来让禁令推行更加容易。”他引用了报纸上的一段话作为结论。
更大多数的人还在适应社会进步带来的一系列“不许”，而且显然适应得不太好，比如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澳大利亚著名环保作家、哥本哈根气候委员会主席蒂姆·富兰纳瑞（Tim Flannery）博士评论开得乱七八糟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假如当年组委会设立了吸烟室，也许就会讨论出一个好结果了。当时天气很冷，从会场到室外的距离又远，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抽不到烟，大家火气都很大，最后果然谈崩了。”
正确的禁止和不正确的探索
反对者章回在谈论禁烟令时常常会用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旷日持久的禁酒令作为类比，以显示政策的不正确以及自由主义在这个话题上的重要性。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文明秩序形成的初级阶段，早期一些关于人们生活方式的禁令一出生就因为立场原因有着天生的缺陷。
禁酒令当然是理性的产物。从“五月花号”走下来的清教徒们是最早的美国人，他们忠于信仰、勤俭自律，饮酒行为对他们来说既粗鄙又邪恶。资本家也赞同禁酒，工人们喝得醉醺醺的，脚上打着漂到30楼外墙敲钉子，工伤赔偿快让保险公司吃不消了。于是禁酒令诞生了。实行的前一天晚上，街上一片车水马龙，看起来足有200多岁的老头也在往家搬威士忌，平日喝酒与不喝酒的都啸聚一堂，豪饮到扶着墙走。
酒是大众消费品，而且有成瘾性，政府对禁令的可行性过于乐观了。饮酒者从非法渠道继续买酒，一些人尝试在家用最简陋的设备酿造私酒，然后亲自当小白鼠，要知道，古埃及人连电灯也没见过都会酿酒，一个20世纪的美国人如果真想DIY点喝的，谁能拦得住呢？那几年美国酒精中毒者猛增。医生的处方也可以合法地开出威士忌，据说用来治疗流感和疟疾，结果医生们开出的威士忌能浮起一艘航母。到了1933年，实施了近14年的《禁酒令》终于被废除。禁酒令当然没有转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据说，美国禁酒期间的实际酒精消费量，要比开放饮酒时还高。倒是地下小酒吧造出了几款有名的鸡尾酒，带着禁忌时期的神秘感流传至今，比如血腥玛丽。“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专栏作家月辉不认为自由主义的泛滥能生成一个更美社会，他主张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社会的规则还在制定当中，禁令是捷径之一，他可以触及到社会的底限，同时探索更好的可能性。”比如备受争议的限制鱼翅买卖，禁止捕鲸，还有禁止英国上流社会传统的猎狐运动——在模索和受限制的不单单是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所有的人都要学会适应这些文明标签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我们限制超市使用免费塑料袋，很多人反对，可是现在更多的人会自己带上环保袋。不管最早出于什么原因，限制摩托车的确避免了有可能带来的管理不畅，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为这种便利的交通工具设立专用道。”月辉说。
可是他也会感慨，每当他和别人聊起他刚工作时和好几个朋友合租了一间冬冷夏热的地下室时，那些年轻人会一脸狐疑地看着你，他才想起来，群租早就被禁止了，这种生活经验对于他们是空白一片。“那是过去的时代记忆了，可是现在更美好，不是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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