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山何处奏管弦——从美国历史反思中国面临的“娱乐至死” |
| 日期：2012/11/8 16:01:26 人气：3293 |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见证了盛世唐朝的辉煌。
一千多件深埋地下的金银器、玉器、铜器富丽堂皇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一时间玉润华光，追魂摄魄。千载以来，那个令人神往的泱泱大唐，只是存在于无数文人墨客的浪漫吟唱与无尽追怀之中。而此刻，大唐王朝以如此骄傲雄辩的姿态，清晰地复活了。
在这些价值连城、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唐遗宝”之中，有一件皮囊式的马镫酒壶，显得朴实无华，毫不起眼，甚至那么简陋寒酸。然而，谁也别小看这只小小的酒壶，它后面所承载的，是一个令人唏嘘感叹的故事，是一部整个大唐跌宕起伏、由盛而衰的沧桑历史。
从出土那一刻起，它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强盛王朝的悲喜剧。
它准确的全称，叫作“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酒壶”。这件文物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中间有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骏马。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这匹马的嘴里，不知为何竟然衔着一只大大的酒杯。
原来，这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而是传说中唐玄宗无比珍爱的“舞马”。
唐代许多文人都曾留下了有关舞马的诗词与文献。著名诗人张说曾经当过李隆基的宰相，他是目睹过舞马为唐玄宗祝寿场面的人。他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一诗中写道：
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
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
髬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脐。
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张说在诗词中详细描写了舞马纵横应节，徐行跪拜的舞姿。而这件壶上的舞马正是在“衔杯终宴曲”之时，做着“徐行拜两膝”的姿态。千年之后，史诗互证，张说诗中描述的景象，和这件银壶上的舞马形象完全一致，让我们得以穿越岁月的烟尘，去领略那消逝于历史深处的盛世繁华。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越发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银壶上的这种马就是为李隆基祝寿的著名舞马。根据文献记载，唐玄宗曾下令训练了四百匹这样的舞马。这种舞马表演的训练过程极其繁复困难。音乐和舞蹈都十分复杂，舞马要紧密配合千变万化的音乐节奏，做出各种复杂优美的动作，“奋首鼓尾，纵横应节”，一会儿腕足膝行、踏步徘徊，一会儿扬鬃跳跃、进退侧转……其惊险高难胜过任何现代的杂技，足令人惊叹绝倒。
然而，极尽享乐之能事的唐玄宗还不满足于此。他创造了一种匪夷所思的马舞形式。在他生日宴会的马舞表演上，他命人抬来三层板床互相叠加，令舞马踏步而上，旋转如飞。又命一些壮士高举一榻，令马在榻上起舞。周围是一帮年轻漂亮的少年乐工吹奏乐曲，配合表演。今天奥林匹克马术运动的竞技项目盛装舞步的比赛，是在长60米、宽20米的平整沙地中进行，如果与唐玄宗创造的这种高难度马术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舞马，似乎具备一种天生的神奇乐感。它们披着锦绣衣服，鬃毛系着贵重的珠玉，浑身充满灵气，一听音乐响起，便情不自禁地根据指挥者的手势从容踏步，前行跪拜，纵身飞腾，曲膝翘尾。无论动作多么复杂多变，都显得气定神闲、风度翩翩，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至高境界。
最后一幕壮观的压轴大戏，就和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酒壶”刻画的情形一模一样，上百匹乖巧灵活的舞马，同时口衔酒杯，半跪于地，向唐玄宗进酒祝寿，恰如诗人张说所描写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太平人间，美景良辰，盛况空前，连这些舞马也沉迷其间，全都喝醉了。
可以想见，在一片盛世繁华、莺歌燕舞之中，自诩为一代英主的唐玄宗，该是何等的自豪！
然而，谁能想到，这些舞马的命运，很快就会落得像杨贵妃那样凄凉悲惨的下场。天宝年间表面上四海升平的景象，却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渔阳鼙鼓打破了李唐统治者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大唐帝国转眼间就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落日余晖。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入蜀中。叛军攻破长安，一把战火将舞马艺术焚烧殆尽。叛将安禄山趾高气扬地来到皇宫，他先前曾经观看过天宝马舞，一时心血来潮，便命人立即搜捕马舞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逐众多舞马一路贩卖到洛阳。
后来，这些舞马流落民间，几经辗转，被叛军主将田承嗣所得。田承嗣一生桀骜不驯，凶残成性。这样一个只知杀人的魔王，哪里知道这是娇贵难得的舞马，便将其当普通战马来奴役驱使。这些原本养尊处优玲珑剔透的舞马，如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里那在前线不堪重负的马儿一样，不久就被折磨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了。
有一天，田承嗣在军中犒劳叛军，令人奏乐助兴。拴在一旁的舞马们一听到熟悉的音乐声，便条件反射一般随乐翩翩起舞。叛军官兵大惊失色，大呼这是中了邪的妖马，操起乱棍就打。这些舞马根据平时的训练习惯，认为这是主人责怪它们的舞蹈没有踩在节拍上，跳得更加卖力，以求更加整齐合拍。看马人吓坏了，跑去报告田承嗣。正在酒兴上的田承嗣一笑置之说，还报告什么，赶快捶死不就行了？于是众人棍棒齐加，一时马血飞迸，惨不忍睹。可怜那些舞马，跳得越起劲就被打得越厉害，而打得越厉害它们就以为自己跳得还不够好，于是又跳得更加卖力。终于，一匹匹珍贵的舞马，纷纷血肉模糊地惨死于棍棒之下。军营顿时血流成河，当时人群中也有知道这是舞马的人，但惧怕叛军的暴逆，无人敢站出来说话。
一种在唐代达到巅峰的成熟绚丽的马舞艺术，随着舞马的零落惨死，从此在中原地区销声匿迹了。
残阳余晖下，中唐的诗人王建想起唐玄宗生日的“千秋会”上那盛大辉煌的马舞场面，无限悲伤地为舞马的历史写下了一首凄凉的挽歌：
天宝年前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
飞龙老马曾教舞，闻著音声总举头。
舞马的命运，成为大唐的缩影。一个费尽移山心力，才开创伟烈丰功的王朝，一个留下开元盛世、贞观神话的王朝，就这样在文恬武嬉、举国麻醉的状况下，葬送了大好河山，将万世功业，都付与断碣残碑，苍烟落照。马嵬坡下，当众叛亲离的唐玄宗在风雨飘摇中独自徘徊时，那是怎样一番懊悔的心境？
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重演。而且这个民族的悲剧，总是与马相关。
一张《清明上河图》，像一部历史纪录片，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盛景。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汴梁城有据可查的职业就有九百种。据考证，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但就是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存在了167年，便以两个皇帝的被俘而黯然谢幕。而作为最后结局的一幕，在马背之上居然演绎得如此惨烈。
公元1156年7月的一天，金国的首都燕京，风和日丽。在第四任皇帝完颜亮的主持下，文武百官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场别开生面的马球比赛。两支队伍的领队在被俘前，也都曾是皇帝：一位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宋钦宗赵恒；另一位是辽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
被俘的两位皇帝都曾是马球高手。马球，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而奢侈的游戏。两位皇帝被俘以前，这种游戏是他们玩物丧志的罪魁祸首。作为胜利者的完颜亮，今天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怀着蔑视的心情，开始欣赏一场精心设计的残酷大戏。
他下令，由两个被俘的皇帝，各自率队进行一场马球比赛。
很快，身体孱弱、患有严重风疾的钦宗皇帝从马上摔下，被践踏而死；而耶律延禧企图纵马冲出重围逃命，结果，被乱箭射死。最后，完颜亮一挥手，乱马奔腾，将两位末代皇帝踏成肉泥。场面之悲惨，令人不忍目睹。
人们不禁要问，造成这种“娱乐亡国”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回想历史上古罗马帝国的衰败和崩溃，不是由于道德败坏，而是由于帝国内部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至于帝国时期罗马人的奢侈、浪费行为，并不是国家衰落的原因，而是国家衰落的结果。
但文化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人们活动的刺激物。也许从历史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去寻找答案，才能还原真相。
南宋偏安杭州后，一位大臣总结北宋灭国的教训，沉痛地说了16个字：“黄髫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宋代这种全体国民“泛娱乐化”的结果，使得时代精神无限度“缩水”，导致整个民族集体缺钙，对北宋国民的文化心理、人格基因、精神风貌带来影响深远的负面效应。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豪放，被“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凄清婉约所取代的时候，已经映射出这个国家气数将尽，不亡也难！由于宋朝统治者弘扬理学，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孱弱阴柔的官僚习气和市井文化弥漫整个社会，多少驰骋疆场的伟丈夫，成为吟诗作画、手摇羽扇的书生清客，社会价值观念的颠倒，已悄然淘空了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
历史虽然在前进，谁又能说这样的悲剧不会重演？当大众文化这个词汇，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出现在当代中国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更成其为不变的核心。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文化娱乐功能的过度畸形发展，使文化的消费功能停留在最浅层次上，终止了向高级快感的转化，这样就把大众文化需求降低为消遣和娱乐，从而扭曲、篡改、操纵着大众的文化需求。在当下这个媒体时代，娱乐已经成为一种霸权。不仅是躯体的欲望，也是一种精神表演。泛娱乐化，撇开社会文化心理原因，更多的是现代技术方式和商业利益，共同导演的一场虚幻的游戏。
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样一本文化檄文似的书中这样声讨媒体时代的“泛娱乐化”：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而另一位巴特勒•谢弗教授显然更为悲观。他在《作为娱乐的战争与政治》中说：
娱乐培养了一种被动意识，它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悬置自己心中的怀疑”……一旦我们满足于被娱乐（将注意力从现实转移到幻想），让自己的情感被那些精于调动无意识心理动力的人所利用，我们就会被制造这场“秀”的人所操纵。
是这两位美国学者杞人忧天，还是娱乐时代的人们麻木不醒？娱乐至死，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选择，还是被控制、被操作的结果？
其实早在1998年，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就用一个近乎残忍的故事，给了人们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影片展现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楚门，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电影里，男主人公楚门只属于他信以为真的那个世界——一个被操纵的虚拟世界。他的出生、成长，一切的喜怒哀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包括他的死亡，都将在一个被人为操纵和设计好的舞台上演，并被电视机前现代世界里的男男女女们驻足观看。他们已经与屏幕里的楚门融为一体，朝夕相处。离开楚门，他们的生活将无以为继，生活将没有意义。
然而，在这个媒介战争的时代，谁能有十足的底气说，自己与楚门的命运无关呢？
今天，娱乐对人的驾驭和控制无孔不入。大众文化以它感性、快乐、轻松的形式和内容，释放了千百年来压抑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快乐“本我”。
2005年10月3日，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出版。新晋超女冠军李宇春的肖像，赫然出现在封面。题目是：亚洲英雄。
一时间，除了疯狂的“玉米”们弹冠相庆，国内众多媒体也纷纷热情跟进。“超女旋风”演变为一场盛大的全民狂欢，热潮持续不退。直到3年后，在南方某家著名媒体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宇春仍然以高票和袁隆平、杨利伟同榜而列。
在一片热议与争论声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时代周刊》这样一段看似无心插柳的评论：
《超级女声》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在中国来说很不容易。
这一刻，美国已经等了17年。
早在1988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胜》一书，对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做出了大胆的预测。这位二战时曾以一名海军少校的身份出生入死的军人，而今看透世事风云，他坚定地认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
在这本书中，尼克松耐心地告诫他的同胞：
我们要用我们西方的价值观、用色情去侵蚀中国人的文化，当有一天，中国人不再相信他们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的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而他们中国年轻人，就会成为垮掉的一代。
先不管这位连自己的命运也未能预测的总统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但《超级女声》在中国第一次用娱乐的方式回应了上个世纪巴赫金最负盛名的狂欢理论。在这个缺乏狂欢精神的国度，上演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颠覆传统的娱乐大戏。
其实对于这种迟早都会到来的现象，上个世纪两位犀利敏锐的英国作家，早已作出了深刻的预言。他们是奥威尔和赫胥黎。
然而不同的是，奥威尔一生担忧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极权的力量会限制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自由。
不幸的是，今天看来，赫胥黎的预言显然比奥威尔更具备普遍的现实意义。我们难道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吗？尼克松的预言真的会成为现实？
我们是时候盘点一下娱乐文化的本质了。
无论如何，娱乐毕竟是一种表面化的生活方式，娱乐化时代的幸福生活是一种想象或谎言，通过华丽的修辞给人以虚幻的满足，更无法解决人们精神困境的种种问题。因此，马克思才说：“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这里有两个前提：“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有了这两个前提，才构成理想的文化消费——高尚的消费。一旦音乐未必很好，听者又大多不懂音乐，必然致使消费文化发生畸变，成为一种偏于感官满足的文化现象。
娱乐本身是无罪的，但需有度。
娱乐至死的担忧不无道理，放任泛娱乐现象席卷吞噬一切绝不可取。许多学者叹息，在笛卡尔时代“我思故我在”，在大众传播时代“我上电视故我在”，而在泛娱乐化时代“我快乐故我在”。这种“快乐”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这种快乐，没有理性的光芒，没有诗意的缠绵，而只是大众文化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已。如果过度追求感官娱乐的满足，缺乏信仰与精神寄托，逃避现实的矛盾，只要感性不要理性、只要娱乐不要深刻，那么文化多元论的背后，玩世不恭、金钱至上等泛滓沉渣就会蚕食人的社会性，动摇人们对永恒价值与信仰的追求。
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赛笔下的“单面人”。
那么，如何才能走出泛娱乐化的泥潭呢？当我们再次把眼光转向西方，也许能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上世纪六十年代，可谓是美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反主潮文化盛行，到处都是吸大麻、迷摇滚、奇装异服、纵情声色的“垮掉的一代”。好莱坞的许多影片都表现青少年在高度富足状态下心灵的空虚，以及对传统的彻底反叛。
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社会却并未因此真正“垮掉”。
1986年1月28日，美国第二架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在进行第10次飞行时，从发射架上升空70多秒后发生爆炸，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造成世界航天史上最大的惨剧。
这天深夜，里根总统沉痛却坚毅的面容出现在电视上：
我知道美国人都没有睡，我今天讲话是对着孩子们的。我知道你们的父母亲能够明白这一点，但是孩子们可能受不了。我要跟你们讲一讲什么是胜利，什么是失败。
这一夜，许多美国人都失眠了。第二天，美国许多报纸报道说：从里根总统昨天晚上的讲话，我们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第二天，美国所有教堂的钟声都缓缓鸣响，向天空中消逝的英雄们致敬。之后不久，在美国，报名要当宇航员的人数，几百倍地增长。这就是美国人和他们的精神。
这样的“美国梦”，是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精神动力。但是，无论哪一位博古通今的文化学者，又都不能确切地定义到底什么叫“美国精神”。
从“五月花”号载来的欧洲传统，到基督教信仰的牺牲精神；从好莱坞大片战无不胜的“孤胆英雄”，到荡气回肠的西部拓荒精神；从三权分立的制衡型政治制度，到历史悠久的社区自治传统……提到“美国精神”这个词语，人们可以堆砌出一大堆词藻，比如财富梦想、个人奋斗、冒险刺激、标新立异、公平正义等等。
但奇特的是，每一种解释都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悖论。比如，你无法解释美国人个人主义与爱国精神同时共存；你能看到拜金主义的冷酷，也能看到盖茨与巴菲特那样的慈善慷慨；你更难理解尊重科学的客观精神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我们尽可以为所谓的美国精神找到无数源头活水，但实际上它是向往这块土地的人进行文化再创造的历史。每一个人意识深处的文化精神，才是坚实的民族之根。
在美国，不同种族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深的矛盾，但无论是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还是曾受过种族歧视的黑人，都坚定地崇尚自由、平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在这方面，他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正如亨廷顿所说：“美国人是政治人，美国信念就是这个伟大而松散民族结构的混凝土。”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民族性格所造就的。而在民族性格的背后，实质上是由一种价值观念支撑，并为民族成员逐渐认同。1621年春天，当“五月花”号轮船再次来到荒凉寒冷的北美大陆时，船长震惊地发现，仅仅一个寒冷的冬天，由他带来的102位清教徒，就已经由上帝带走了58位。尽管随时都有可能被冻死或饿死，但剩下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回到“文明”的英国去，而宁愿留在这里垂死挣扎。这就是美国先民留给后代勇于进取甘于冒险的精神传统。
而只要认真梳理，便不难发现，在今天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中，这种“美国精神”几乎无处不在。我们甚至可以说，主流好莱坞电影大都是“美国精神”的影像呈现，或曰为“美国精神”所作的注脚。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然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精神应成为青少年文化道德教育的灵魂，美国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全体国民的美国精神，使不断涌入的年轻移民“美国化”，由此造就一批敢作敢为、大胆进取的“世界公民”。
早在16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就提出：“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这充分说明，共同的文化所生发出的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凝聚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精神动力。文化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综观近代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崛起的各个大国，其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无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现代化是建立在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任何丢弃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去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无视当下的时代精神，不能不重视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祛魅”是可以的，试图“还原”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应该在尊重时代精神、满足大众心理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对公众、对文化传承负责的态度，本着对古圣贤和历史文化敬畏与尊重的态度，担当起文化传递与精神传承的重任，完成人类文化的精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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