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1日，是我新生活的第一天，这天，是我们开启波澜壮阔人生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经历跌宕起伏人生的第一天。此后50多年的种种，都是因为这一天。
那天我15岁零87天
1970年3月30日，有点冷，应该没太阳。
那天，我将告别父母远赴他乡。出门的时候不敢当面和他们说再见，怕哭，就只敢站在厨房的窗外隔着纱窗说，爸妈，我走了。
纱窗油腻腻的，我以为它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挡住了我的忧伤。
那一天，我15岁零87天；那一别，便是10年。
上海的老北站，不知从哪天开始便日日沉浸在悲哀里，它送走了不计其数的少年学子，徒增了万千父母从此无尽的牵挂。
上海的老北站，在那几年里，目睹了无数家庭的分崩离析，它见证了上一代人的悲伤，见证了下一代人的彷徨。我们将走向哪里去向何方？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
1970年3月30号，老北站的站台上，又一次被离去的和送行的人塞得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父母担忧的眼神和即将远行的我们无措的脸。车上车下一片呜呜咽咽，突然，火车震动缓缓前行，只是瞬间，车厢里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轰的一下点燃了整列火车。老北站，再一次被眼泪淹没，一双双舍不得放开的手被火车拉的老长老长……
那年姐姐已经去了吉林插队小弟又太小，爸爸是走资派不能到车站来，送我的只有妈妈。火车开了我们哭了，我拼命睁大泪眼找妈妈，妈妈远远地站在人群外，我想她一定也在流泪，刚过完15岁生日的小女儿，带走了当妈的一颗心。
我从小在华师大长大，马路对面的盘湾里仓库有条铁路，也有个车站叫西站，是我们进出上海的必经之路，当火车经过那里的时候，有人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在铁轨旁追着火车跑，结果被绊倒摔了，他们说，那是我小弟。
从那以后的十年，来来去去都要经过那里，每次走的时候，一过西站我们就有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哀，家，又一次离我们远了。而每次回来，只要看到西站就知道，我家就在那里，心中立刻充满了温暖。
上海西站，我曾经和家一样魂牵梦绕的地方。
火车上的离愁和悲哀被隆隆的列车一路扯出上海，一点一点淡出了家长们的视线，看不见了，远去了。车上沉闷的气氛一直持续到送餐，不知是谁站立不稳摔了饭盒，饭香菜香混杂在一阵发泄般的狂笑里，空气活了，人也活了，至此，车厢里飘满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情绪。
我的青春在土里
绿皮火车走了一个晚上终于停了，还好，时间不长，说明我们离家并不太远。
傍晚，大巴车带着我们风一程雨一程赶到村子，透过车窗看出去到处都是泛着红褐色泥水的水塘，非常浑浊，被雨水溅起的水花起起落落，空气很湿，心情也很湿。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片一片的泥塘是水稻田，是我们将要挥洒青春的地方。
我们河岭大队一共11个知青，6个女生分三个生产队，都在大队部所在的地方，相隔不远。5个男生去的生产队在山那边，是个有电灯电话的地方，当夏天的某个傍晚我们第一次走到山那边的时候，被屋里屋外的景象惊呆了。
我所在的生产队给我们提供的是一间很狭小但铺着地板的房间，三月末的江西阴雨绵绵，和那些泥地的房间比，我们这里就是天堂。于是6个女生全部蜗居在这里，挤两张床。
4月1日，到农村的第一个早上，在恍恍惚惚中醒来，感觉还在火车上，有节奏的摇摆依旧没消散。
刚到村子我们吃百家饭，叫派饭，干部下乡才有的待遇，干部要付钱，我们免费。轮到做饭的老乡会把家里的好饭好菜拿出来招待。我们第一顿的菜有炒鸡蛋，金黄的鸡蛋很香很诱人，但是我们都不敢下筷子，因为鸡蛋是用鲜红的小尖椒炒的。没几天我们就发现，除了烧汤，那里没有不放辣椒的菜，不过很快我就适应了这种口味，直到后来的无辣不欢。
四月的江西已进入备耕季节，田里灌水老牛耕田，没多久就进入了春播时节，那里的农作物除了水稻再无其他，下水田不光脚是不行的。所以，在那里呆了十年，一年到头真没有几天穿鞋的日子。拔秧、插秧、耘禾、收割、脱粒包括挑担入库和卖公粮，都如同梦魇一般折磨着我。
我们那里一天要出三次工，天不亮队长就扯着嗓门喊出早工。我们顶着一双熊猫眼，睡眼惺忪走在田埂上，露水很快就打湿了裤脚。夏天还好，清晨很凉爽，初春和深秋包括冬天，就让早起的人很不愉快了。出早工是不吃早饭的，一直要到太阳升起老高了才收工回家，张罗吃早饭，然后，不等你喘口大气就又喊出工。上午的出工要一直干到差不多12点。午饭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因为各家的男人和少年都要利用这个时间上山砍柴。我们也不例外，除了自己做饭我们还养了一头猪，猪食也是要煮的。那个时候我们分工很明确，当天没轮到烧饭的人要上山砍柴。砍柴是我除了下田干活的另一个磨难。刚收工回来都光着脚呢，吃了饭马上拿着柴刀就往山上爬，那山上的石头被太阳晒的滚烫，我们几乎就是一蹦一跳上的山。我们砍柴，砍的是灌木，我个子小，也就和灌木差不多高，每次砍柴我都会被灌木枝划伤脸。
下午收工是太阳偏西时分，收了工的农家主妇都会挽着小水桶，去自留地给菜浇水施肥。生产队分给我们的菜地就在机耕道旁边，虽然有一条小小的水沟阻隔，但是完全挡不住路过的牛和散养的猪进去糟蹋，所以记忆里我没有吃过自己种的菜。好像没多久吧，我们的集体食堂就散伙了，各自用煤油炉开小灶，或是去农民家搭伙。
在江西十年，下水田干活就是我永远不会醒的噩梦。我们是双季稻，一年要插二次秧，那时节，每天超过10个小时在水田里弯着腰劳作，老乡们都是一鼓作气插到田头，而我却不能，时间一长腰就直不起来了。我们晴天被太阳晒着，雨天就隔着蓑衣被雨水敲打，水里的蚂蟥时不时爬上来，在我们水土不服的伤口上叮咬，一串一串的，吓得我们大呼小叫。极度的疲惫加上遏制不住的恐惧，真有种面临世界末日般的绝望。
过了春播就慢慢等来了第一次耘禾，这活就更不谈了，不可思议的原始劳作，男男女女都是短裤下田，跪在水田里用手一把一把推着泥土往前挪，如此操作一是翻动了泥土也是除去了杂草。这样的耘禾每季三次，到第三轮耘禾的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那水比洗澡水都烫，整条腿被泡的发红。那时节禾苗已经长的蛮高了，尖锐的叶片在脸上手臂上划出一道道的伤痕，赤日炎炎下跪在热水里，任由一滴一滴的汗水从伤口上流过，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能让人崩溃。
一季稻收割是在盛夏之后，依旧从天麻麻亮开始直到日落西山，依旧弯腰拱背光着脚，若一不小心踩在收割以后的稻茬上，那种痛真是会要命的。收割是人工，脱粒还是人工，没有机器，就是靠蛮力一把一把的摔打，这种极端原始的方法看得我瞠目结舌。农民对这项工序的叫法很形象，叫打禾，轻轻扬起重重落下。我总是把握不好分寸，摔来打去总抽在自己背上，受酷刑一般。脱完粒剩下的稻草处理是整个栽种水稻过程中最轻松最好玩的环节了，随手一扎一旋再往田里一戳，稻草把就直直地站立在那里，干这个活最好的是有机会抓到田鸡，可以给自己加个菜。再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挑谷到晒谷场，翻晒以后入库，挑着一担担的谷子走在高高的跳板上，肩上沉甸甸，脚下颤巍巍。说出来不知有谁会相信，我那时锻炼得已经能挑140多斤的担子走跳板了，远远超过自己体重的一担谷子啊，当时挺得意。
我、她、他们
在离开上海的列车上，我座位周围有好多其他中学的男生。虚长15岁，我的社会经历和见识仅限于华师大中小学校园，第一次和这样的男生接触真的很不习惯。那个时候天还蛮冷，火车上没有空调，我的脸大半埋在天蓝色镂空的围巾里，身上裹着一件深蓝色棉大衣，爸爸一直说我头小脸小，穿了棉大衣脸都快看不见了。在这节车厢里非不得已我轻易不敢离开座位，因为我但凡一走动就会引来旁人的嬉笑，我很无辜不知啥原因。后来有好心的同学暗示我才发现，我的大衣后面被粘上了一条长长的尾巴，白纸撕的，这样无聊的行为他们锲而不舍，掉了粘粘了掉的乐此不疲。对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动，我和我周围极少的华二附中的同学敢怒不敢言。那时我非常盼望能快点下车摆脱他们，但是很不幸，被他们欺负的日子居然持续了很久。我怎么也没料到，他们的生产队和我住的地方仅一路之隔。这些男生说来就来，堵着我们的房门口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赶都赶不走。我们难得去次公社，却经常与他们在公路上不期而遇。他们倒还不至于动手动脚，但那些挑逗的话让小姑娘们脸热心跳。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大概可以算是撩妹初级阶段里最低俗的手段了。
还好，几个月以后我被调整到了山那边的生产队，就是那个有电灯电话的地方。那里很美，我们住的是队里的祠堂，青砖黛瓦。房门口的院子里有桃树三两棵，一口清澈的水塘里面有莲还是荷在风里摇曳生姿。池塘的那边是一条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机耕道，机耕道旁的清澈小溪是我们日常洗衣服的地方。不出工的时候站在桃树旁看风景，自己就成了风景里一个秀丽的亮点。我们的房子，一天里最美的时候就是傍晚，太阳的余晖还在，屋里的电灯就亮了，这就是当初我们女生第一次看到被惊呆的景色。
我们生产队的环境不错，人缘也好，于是就成了大家隔三差五聚会的地方。来这里的男生都是华二附中的学生，个个温文尔雅谦恭有礼。他们会在赶集的日子带着丰盛的菜肴来我们这里蹭饭，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起畅想根本不知在哪里的未来。我和他们相处了差不多8年，很愉快。
我们队里有五个知青，三男二女，谈不上多团结但也基本没啥大矛盾，女孩子之间的口角当然有过，最严重的就是被她在贫下中农面前说坏话遭诋毁，但总体来说还算相安无事。我们的生活其实挺丰富多彩的，矮个子男生自学日语，不出工的时候天天叽叽呱呱大声朗读。另一位喜欢唱歌，没事就吊嗓子，练的有腔有调。下雨的日子我们很快活，不用出工听第三个男生讲基督山恩仇记，也讲一双绣花鞋。听他讲故事是有条件的，他会让另一个女生去买烟，不然没力气讲。不过他从没叫过我，我们两家楼上楼下的住着，他那是不好意思？
我们有一段时间时兴背唐诗，在别人眼里文化气息很浓，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什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还有大珠小珠落玉盘和高处不胜寒，背到触景生情处往往不能自己。后来恢复高考，我们还排排坐学了几天的数学，但结果一个都没考进。
若干年以后，日语男去了三线工厂，唱歌男应征入了伍，讲故事的那个，一个人呆在队里坚持到了最后。买烟女写了决心书说扎根农村一辈子，然后入了党，但她就是愚弄了一回大众捞了政治资本，比我更早回了上海。我也可以算是最后离开的，只是走的时候已经不在生产队了。
在农村最开心的时候是赶集，集上物品很丰富，肉五毛一斤，鸡蛋七分一个。我们靠近南丰县，南丰盛产蜜桔，我们三五成群围在卖桔子的摊位前，男生一边挑一边往站在后面的我们的包里扔，结果就是顺手扔的比花钱买的多，那时候的知青真的挺操蛋的。有些男生真的调皮，农民在田埂上种毛豆，他走一路摘一路，于是，那天中午我们就会有毛豆吃。插队第一年春节，大家在队里过的年三十，男生们去摸了老乡家的鸡窝，6分钟搞定，做了一只香酥鸡。
10年里知青的故事很多，有一个生产队的三个女生因为在南瓜里放了糖精片而食物中毒，三条人命啊，说没就没了，花朵一样的年纪，从此留在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就在第二天，和她们同一大队的另外一个女生得了白喉，因为山高路远，也因为一晚上隔壁的男生没有及时送医而白白丢了性命；有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男生跑到我们队，爬门撬锁偷了20几块钱；还有小三成功上位，摇身一变成了医生夫人，从此改变了知青的身份。
慢慢的，年年都有参军的走了，有上大学的离开，每年离开的人都会加重我们这些走不了的人心里的彷徨。
碎了一地的理想
小时候被妈妈带着去看病，我总是喜欢站在医生的旁边，看她写我看不懂的医案，听她说我听不懂的医嘱，那个可以在每个人身上听来听去的听诊器，让我万分的感兴趣，我对医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充满了无限的好奇。那时候我们华师大员工的家属一般都在校医务室就医，医生都是熟人，所以没有人笑话我。我就是喜欢医生，喜欢他们穿着白大褂在医院里忙来忙去的样子。对当医生我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就算是现在，我依旧对未能得偿所愿而耿耿于怀。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坚定长大要当医生的想法，如果不是十年浩劫，不是插队落户，我肯定自己一定就是个医生了。
当医生成了我一个深深的执念，成了我一辈子都解不开的结。
这就是理想么？于是很多年我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有理想的人，就算遇到十年浩劫被扔到农村，我原本也还是有机会实现的，可就因为自己的幼稚，不懂弱肉强食之残酷，我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让原本可以实现的理想最终成了心里的悔恨和遗憾。
1974年冬，我所插队的临川县委下发了一个文件，今冬部队招女兵，全部从地方选拔，适龄女青年包括女知青都可以报名。当时我是老师，在村里小学校教书离不开。那个故事男豪气万丈一拍胸脯，你去县里应征我来帮你代课。就这样，我兴致勃勃踏上了去实现理想的征途。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个知青，大我二岁。
去武装部之前我悄悄地写了一封血书，用的是自己的血，但不是专门咬破手指写的，我还没那个勇气也没那个胆量，大概是正巧手破了然后就觉得这个时候流的血不能浪费，就捏着手指头简单地写了“我要当兵”几个字寄走了。这种草率的举动连我自己都忘了，但是武装部的一个参谋却记住了我，等我们一集结他就来找人，说要看看写血书的小姑娘长什么样。这件事是我心底里的一个秘密，一直无人所知。
当时全县报名的有16个姑娘，14个当地人，2个上海知青。那年的招兵名额2个，一个通讯兵一个卫生兵。16个女生第一天面试就被淘汰了一多半，带兵的二个女军人眼风很凌厉，从我们的脸上一一扫过，然后就是问话加闲聊。那一年我才19岁，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凭的就是一腔实现当医生理想的热血，傻的很。第一轮谁被淘汰没人知道，第二天体检依旧是全体参加。直到最后的血丝虫检查大家才明白，原来3:2的局面已经形成了，我们二个知青和一个本地女孩，成了最后的竞争对手，大家一致认为，本地女肯定没希望，她五大三粗还长的不好看。其实招通讯兵的女军人早就说过，通讯兵要的是身强力壮的人，大城市来的不合适。
从体检的第一关开始，那个女军医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像个知心大姐姐一样，只要我因为检查结果不是很理想而担心，她就会很温柔地说，没事没事，没关系的。她的态度给了我太多太露骨的暗示，她会说这些算什么，我就要你了。她甚至还替我做了远景规划，说我年纪小有培养前途，可以进军医大进修。她的每一个字都让我振奋，我有点飘飘然，觉得这个卫生兵的名额非我莫属，渐入佳境的我开始得意忘形。
当初县委书记曾经说过，这名额要给先进给党员。无论先进还是党员都是我的短板，我知道以自己的能力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改变，当然也没有打算想方设法去改变。那个和我一起进入最后竞争的女同学，却抓住了一切可能的机会为自己拼了一把，她一个电话打回公社谎称已经被部队录取，于是当夜火线入了党。然后她找到书记办公室，提醒书记曾经说过的话，她说如果你把这个名额给了别人而不给我，就是打自己的脸。她所做的一切我都不知道，我以为是她的好运帮了她，我天真地以为她是替代我去实现了我的理想。所以半个月以后，我开开心心地送她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还衷心祝福她从此前程似锦。直到后来那个参谋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才明白，她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机会。因为军方坚持要招我走而书记不同意，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双方因此搞的很不愉快。
现实真是残酷，她从军那么多年，除了当护士就是结婚生孩子离婚，然后带着孩子回了上海，在地段医院继续当护士，再结婚再生子。她就是这样打烂了一手的好牌，把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搞的一团糟，顺带让我的理想碎了一地。
后来的几年里，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年年都征兵可年年都没有女兵。
后来我一直一直想，如果可以，我想重生在1974的冬天……
不用下地的日子很美好
1972年初，村里的团支书姐姐要出嫁了，她还是村复试学校的老师，她走了，10来个适龄儿童的教育就成了问题，他们当然可以去大队的学校上课，但是要翻山越岭风雨无阻。
支书姐姐备嫁的日子里，队长找我谈话，问我让你当老师你干不干？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如果我接了这活儿，从此就可以不用黎明即起天黑方回，可以再也不用痛苦地与天斗与地斗……如果我接了这活儿，就意味着一脚踏进了幸福里。我几乎没有犹豫立刻马上干脆地回答，我干。支书姐姐算是我的好友，她出嫁时我亲手为她绣了一双鞋面和一对枕套。
不用下田干活的日子很美好。
从那个春天开始，我每天按时站在讲台上，面对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上三种不同的课。复试教育就是这样，45分钟里每个年级15分钟，互不干扰。我喜欢给他们上语文课，特别喜欢朗读课文。有一天我给低年级的学生念小马过河，居然把隔壁房间里偷懒没去出工的唱歌男给念哭了，这是下课后他自己和我说的，不过他很会演戏，感情说来就来，所以他的眼泪我并不当真。但我信贫下中农的话，他们说，我念课文的声音很好听，又脆又亮，他们在地里干活都可以听得见。
我们住的是村里的祠堂，青砖黛瓦挺宽敞的，一边是宿舍，一边是厨房，当中的厅就是教室了。自从担任了老师，我就过上了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的日子。下课的时候，我站在教室门口，看远处一片片的农田由绿变黄，看村后高高的山和山上一年四季开不完的野花。
我给学生上课基本用当地的方言，我的语感特别好，到那里不久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老乡说如果不看我的脸，根本不知道我是上海佬。用方言上课，一来可以方便学生听懂加深理解，二来也是为了彰显自己已经和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但是唯有朗诵课文我坚持用普通话。夏老师教过的学生，普通话都经过严格训练，翘舌卷舌无一错漏很标准。我朗诵课文时表情丰富抑扬顿挫，每到这个时候，我会有种近乎自恋的骄傲。我不喜欢那种带当地口音的普通话，不喜欢学生摇头晃脑念书一副从远古走来的样子，于是从我任教开始就强制性地要求他们学习普通话。我希望他们的朗读能成为整个学校的标杆，成为大家效仿的榜样。
我们村的复试班隶属大队学校，校长会定期下来检查工作，老师的备课本，批改的学生作业都是被检查的项目，另外还要开公开课，让校长和老教师检查上课质量，农村小学也很正规。我是个力求做到尽善尽美的性格，凡事以做到最完美为目标，对我的检查结果校长非常满意，包括那节公开课，他表扬我上课语言生动，比喻很形象易懂，其实我当时紧张的要命，一着急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夏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打的比方，然后恰到好处地用上了。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农村的学校，农忙时都放农忙假，高年级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回家干活。我们的复试班是低年级班，不在农忙假之列，这就意味着农活再忙我都可以不下田。那时候我傲娇啊，不上课的时候可以穿的整整齐齐的去赶集，引来无数善意或不善意的羡慕与嫉恨，同时也引来了说我脱离贫下中农的批评。那时候顶着这样一顶帽子是会葬送自己的。为了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为了能早日离开农村，知青之间的倾轧暗潮涌动一波接一波，明里暗里斗的你死我活。我是失败的那一个，我无法抵挡那些无中生有的诋毁和近乎恶劣的诽谤，最终举手投降，选择放弃教书，光着脚回到了贫下中农的怀抱里。
那一年，是1975年的初夏……
在我痛改前非发誓要重新赢得贫下中农认可的时候，也是在我觉得暗无天日无法忍受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的时候，公社中学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他们意欲聘请我到中学任教，当文艺老师。大队党支部替我接了这个拿工资的工作，一个月36元。这对我来说无疑就是大赦，我再次看到幸福和光明，于是忘记了自己刚刚立下的好好接受再教育的誓言，再一次朝着幸福飞奔而去。
这一去，从76年一直到79年迁回上海，我再也没有回过生产队。
在中学的那几年，就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每天在学生的晨跑里醒来，在悠扬的乐器声中入睡，我除了偶尔替家里有事不能到校的老师代课外，就是带着一帮少男少女吹拉弹唱跳跳舞。我们学校有好几个清华毕业的老大学生，不仅业务水平高，而且多才多艺还能玩乐器，他们待我如兄如父，跟着他们混，从此没烦恼。我们学校的占地面积相当大，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自留地，根据季节种着红薯、花生还有西瓜。夏天的夜晚，我们这些老师把巡逻的学生支开，然后哪个班的西瓜熟了，就由哪个班的老师带着去摘，那西瓜，真甜。
我们公社一共有二所中学，另一所在新村大队，小朱同学在那里任教，二所中学经常会搞联谊开个运动会啥的，一到那时候，我们几个上海籍老师就睡在我房里，二人挤一张床，亲亲热热的。我在中学的那些日子，真是让许多上海知青羡慕到恨的日子，无忧无虑神仙一样。
作为学校的一份子，我当然也有为学校做贡献的时候，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为了应付县教育局进行的高二年级作文比赛，校长命题让我写范文，然后全部学生背诵，一个标点都不许错。结果被他压对了题，我们校整个高二年级所有的作文简直无可挑剔，拿了全县总分第一。校长那缺了牙的嘴笑的合不拢。自那以后，我有了经常上讲台的机会，初中的数学，高二的语文……
我在农村插队的最后几年，过得十分开心。
说句实话，在农村的日子并不都是暗无天日的，至少我当老师的那几年就很快活，2011年重新回那里的时候，还享受了一把桃李满天下的自豪。
人面桃花无处觅
岁月在一呼一吸间流淌，半个多世纪了，那些年和那些年的事至今不曾忘也不敢忘。一年又一年，直到2011年再次回到那个村庄。那条不知道走过多少次的山路没有了，它被湮没在荒草里。那间我生活和工作过的房屋倒塌了，连断壁残垣的影子都没有，入目的就是一堆土，如坟茔一般沉默着。门前的池塘和桃树也随着岁月而消失，带走了以往所有的美好。
那次我是带着一腔热情踏上返乡路的，我梦里都还记得那条蜿蜒曲折通向公社的路，以及路上的那座风雨亭；我做梦都想再给学生读一遍《小马过河》，可我面对的却是满眼的苍凉。我很悲哀很想流泪，这就是埋葬了我们青春的坟茔，它倒塌、腐烂、成泥，直至完全消失，带着曾经的一切，再也找不回来了。
有同学非常憎恨那段日子，可我对它却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情愫，总想着能再回去一次，尽管人面桃花都已无处寻觅……
|
